所谓模式就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的建立和检验与理论有关，但又不同于理论。模式上秉理论抽象，下承具体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具有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模式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判断一个模式好坏标准在于模式是否能高效解决问题。故其具有应用过程的操作性。任何一种模式要向人们提供的操作程序应易于理解、掌握和运用，否则它将失去生存基础。模式建立途径有二：一是在实践基础上，经概括、归纳、综合而提出一种模式；一是从一定思想或理论出发，根据事物发展目的和实际，设计出相应模式，再付诸实践，经过实验、经验、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可供借鉴推广的模式。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从战略思想提出到模式建立发展，无不遵循建模特征和途径。

　　一、对“军民结合”模式建立的基础分析

　　１．邓小平“军民结合”模式提出的战略思想基础

　　邓小平国防战略思想，是指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全局性思考，即邓小平在设计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和思维活动总和。

　　自1995年起，邓小平在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席期间，他为新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仅1975年至1982年，邓小平就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重要讲话达16次之多。其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做出的科学判断，使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的转变。他的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结构调整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又随实践发展而发展。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结构调整的长期理论指导。从这些重要讲话及后来实践中我们清晰看到其战略思想是基于：

　　其一，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是重大战略决策的依据。邓小平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把握时局的整体性与动态性，立足于国防军事发展战略的超前性。

　　其二，国民经济建设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相辅相成，互为动力。促进国防科技工业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和发展，而国民经济市场体制逐步完善，又为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发展提供管理经验。其基本逻辑思路是在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同时，应如何有效地组织利用其优势与成果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其三，按常规，国防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一般科学技术基础之上，随一般科学技术发展而发展，但历史上也不乏因战争需要，首先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从而大大加速一般科学技术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先例。邓小平“军民结合”战略决策提出反映了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思想理念。是他探索走一条反映中国国情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之路的具体体现。

　　其四，“军民结合”过程依然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体现全国一盘棋，统一规划，大力协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克服了重复建设、互不交流、互相封锁的封闭势态。

　　其五，“军民结合”战略也蕴含经济建设依然要考虑战时，即平战结合。就是要做好转为战时动员规划和准备，一旦遭受敌人侵略，可立即转入战时状态。

　　２．邓小平“军民结合”模式提出的现实基础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国防战略和国防科技发展战略。都在对原有国防科技工业结构、能力进行调整，在保证军事需要前提下，把大量科研生产能力转向民用，即军转民。“军民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国外实践证明：军民结合好的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较快，而“军民结合”处理不好的国家，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困难就比较多。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到：“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纵观三线建设历史，基于当时国家战略战备需求，各军工院所机构设立过多过细，使各机构高度分散，建设重复，战线较全较长，加之地理环境偏僻，交通不便，致使国防科技工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能否向纵深层次发展的关键因素。合理调整旧军工机构模式，并以此作为改革突破口，已成为主要发展问题。特别是１９９６年核禁试条约签订后，大量场外试验转移到实验室内进行，军品科研任务与经费的缩减、需要从业人员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工程、人才、设备等资源处于闲置状态，经费不足，人员富余，军民科研队伍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危及各军工院所的生存与发展。显然，通过民用高新技术产业化途径，推动民用科技、补充经费不足、解决人员分流是“保军”发展的保证，是进入新时期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是国防科技工业二次创业的主战场。以“军民结合”模式带动三线建设重新调整，以“强化管理、贯标降耗、减员增效”带动旧体制机构调整，以现代企业制度解决长期计划经济中军事烙印较深、人员管理高度集中化、管理处于静态和封闭状态等问题，是“军民结合”模式建立的现实前提和条件。因此，发展民品，走“军民结合”道路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

　　３．邓小平“军民结合”模式提出的技术基础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至今天之所以具有技术、设备上的相对优势，是由于国家在建国初最困难时期，对国防科技工业投入大量人、物、财力。这种优势，使国防科技工业能够为“军民结合”提供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中强调：“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产品”。因此，充分利用国家在军工事业单位集中投资及长期军工科研过程中形成的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优势，实现部分军用技术、设施向民用产品经营转移，促进民用科技进步，减轻经费压力，解决人员分流，稳定军品科研队伍，并为军品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经费、管理经验的支持，是“军民结合”的链接点。“军民结合就是拿一部分力量研制新武器，拿另一部分大的力量去搞民品的研制和生产”。“国防工业搞民品在国内市场上应比一般国民经济部门搞出的东西质量更好、更高”（张爱萍）。把一部分在军工生产方面无所作为，或作为不大的力量加入到国民经济行列中，既发展了国民经济，也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提高。邓小平曾在关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工作报告中批示：“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其内涵正在于：在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中，国防科技应既能搞出精良的武器装备，又能搞出国民经济服务的产品，要使国防科技工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掌握这两种本领。

　　４．邓小平“军民结合”模式提出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其统一性是历史连续性、理论体系一致性、逻辑结构严整性三者的高度统一。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历经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以军为主”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军民结合，转向民用”两个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前者开创了“两弹一星”辉煌成绩，后者完善拓宽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之路，实现了划时代战略转移，这是历史连续性的统一。在毛泽东思想命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观非常显要。将军民一体化，从而合符本然的革命要求，又最大限度地通过人、物、财聚合，为政治军事目标的实现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克服武器落后及其他不利条件，是毛泽东分析把握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一个重要思想成果。而邓小平“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防经济的发展”，“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的思想正是二者理论体系一致性的表现。1975年7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指《论十大关系》）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指导意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直接开启了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从而完成了从完全研制武器装备和生产武器装备这样一个单一任务，转变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两个任务。由此推进了国防科技工业全面进行科技体制在拨款制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人事制度、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高科技发展等的改革。这不仅体现了其与毛泽东建设思想历史连续性、理论体系一致性和思维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也是其逻辑结构严整性的表现。

　　二、对“军民结合”模式建立的系统原理分析

　　邓小平“军民结合”从战略思想到发展模式，是系统科学思维方式具体运用和践行。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他的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相互配套原则，是系统方法建模体现。所谓系统建模是指思维主体将认识对象作为一个发展整体来观察思考，从系统与环境关系之间建立一种沟通于理论与实践的模式。作为认识过程中介的科学方法，系统建模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

　　１．邓小平“军民结合”模式整体性原理分析

　　整体性是系统最主要的特征。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功能。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首先是战略整体观或全局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全面性和整体性要求。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982年10月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中又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0世纪50年代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早期建设与“两弹一星”成功发射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国际战略形势走向与趋势分析中，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中，制定的国防科技工业新战略大转移，突出运用整体原理分析事物的方法，体现了系统科学思路。“军民结合”从战略到发展模式的实践证明，“军民结合”模式是一个复杂系统。第一，它受外部政治军事、技术、经济、一般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影响。第二，其研究范围不仅涉及民品产业的生产、经营、组织、运行机制，还涉及相关协调军品发展总体结构，以及其对民品发展构成直接影响的相关资源配置、配套政策制定。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基于此，就要求在考察“军民结合”模式任何一个子系统时，必须从全局与整体出发，从宏观着眼，立足于系统整体。

　　特别提出的是，邓小平还非常注重系统要素优化，并以此提高系统整体素质和功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始终把发展高科技放在我国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